苗怀明：这个周郎不正常——《三国演义》周瑜形象新说
“遥想公谨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不愧是名家高手，寥寥数语，写尽了一位历史人物生命中最为绚烂夺目的光彩，这是一代文豪苏轼心目中的周瑜形象。
他的这一印象来自陈寿的《三国志》，还有为该书增色许多的裴松之注，在这部后世屡受好评的史学著作中，周瑜基本上是作为正面形象出现的。
据史书记载，周瑜不仅容貌出众，多才多艺，风流儒雅，而且还是一位胸怀韬略、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杰出将领，史家称其“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
就在苏轼流连长江之畔，感慨万千地写下那首千古传诵佳作之际，在都城东京、临安乃至广大的乡村，作为民间说书的“说三分”也正在听众充满期盼的目光中绘声绘色的上演着。
只是到了书会才人的笔下和说书艺人的口中，这位风流倜傥的周郎被做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易容术”，这有稍后刊印的《三国志平话》为证。
在这部充满民间气息的讲史小说中，周郎被塑造成一位整天想着泡妞、把军国大事放在脑后的郎当公子哥。在同一时期上演的杂剧《隔江斗智》里，周瑜也是这样一位受到嘲讽的负面形象。
不过一般民众心目中的周瑜形象主要不是这些评话、杂剧，而是那部在此基础上创作成书的长篇历史演义小说——《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一书中主要人物的性格十分鲜明，往往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比如刘备的忠厚、曹操的奸诈、关羽的义勇等，尽管不少研究者对这种较为类型化的人物塑造方式颇有微言。
但这一艺术规律对周瑜并不适用。这倒不是因为周瑜其人较之其他人物有什么不同，也不是因为作品中这个形象写得太好、太复杂，无法用一个词语来进行概括，而是因为这个形象实在是太奇特了，用“不正常”一词来描述《三国演义》中的周瑜形象也许不够准确，不够文雅，但还算比较接近实际。
相信读过这部小说的读者都会感觉到，这位周郎在作品的表现实在是太失常了，作者将他写成了一个双面人，既是英雄，又是小丑，如同《镜花缘》中两面国里的居民。
在作品中，这位周郎一会儿胸襟坦荡，从容不迫，善待老将程普，妥善处理将帅间的矛盾，被吴主委以军国重任；一会儿又脾气暴躁，目光短浅，被诸葛亮三气而死；他一会儿临阵不乱，指挥若定，智斗蒋干，巧设苦肉计，令部下佩服不已，一会儿又出尽馊主意，玩出“失了夫人又折兵”之类的小把戏，被诸葛亮一一识破，玩于股掌之间；他一会儿举荐贤才，临死前以鲁肃替代自己，胸襟宽广，一会儿心胸又变得极其狭窄，一心和诸葛亮过不去，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在曹操大兵压境的关键时刻，竟置东吴安危于不顾，想以投降曹操的方式除掉诸葛亮，幸亏鲁肃及时劝阻而未能付诸行动。
周瑜在不同场合的表现完全判若两人，从性格秉性到军事才能，从道德操守到智力水平，转眼间就能发生彻底的改变，如此反差极大的言行举止发生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仅仅用性格复杂、双重人格之类的词语是无法解释清楚这一现象的。
不过，仔细阅读作品就可发现，这位周郎的不正常也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说是间歇性发作。那就是在处理东吴内部的事务或与曹操一方作战时，周瑜往往是精神焕发，神勇无比，从容不迫，游刃有余，一副少年老成的英武形象。
但是，一旦与刘备一方交锋斗智特别是面对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时，周瑜立即就换了一副面孔，智商归零，风采顿失，一下变得愚蠢无比，屡受挫折，成为一位结局可悲的窝囊废。
宽容与狭隘、睿智与愚蠢、从容与暴躁、远谋与近视，就这样奇特地并存在同一个人物身上。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即便是有，也会归入精神不正常者的行列。
如此一位精神极度不正常的人物何以能成为东吴的得力干将，屡屡得到孙策、孙权的信任和器重，被委以军国重任。看完作品，面对表现如此失常的周瑜，不能不对产生这一疑问。
要知道，东吴就是依赖这样的人物立国存身，成为三足鼎立局面中的一方，并维持了比西蜀更长的时间。
显然，在小说作品中，这位周郎出了问题。
自然，问题不在周瑜本人，而是出在小说作者身上。究其根源，乃是作者对周瑜的定位存在问题。
尽管周瑜也是一位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是东吴事业的重要支柱，但在作者的安排下，他不得不为作品中另一位更为重要的核心人物——诸葛亮提供陪衬服务。
在作品中，周瑜主要是作为诸葛亮的配角而出现的，他如同福尔摩斯探案集中那位整天做张口结舌状的华生，以自己的无能和愚蠢来衬托诸葛亮的高明。
有了周瑜的衬托，诸葛亮的形象倒是写得光彩照人，又是舌战群儒，将东吴群臣一概骂倒，又是草船借箭、巧借东风，活生生将周瑜赤壁之战的盖天功勋全部抢走不说，还屡出毒招，最终将周瑜三气而死。
按说用次重要人物为最重要人物做陪衬倒无不可，问题是作者这样淋漓尽致、毫无顾忌地写来，诸葛亮确实是写好了，但周瑜却被写得人不像人，鬼不成鬼的。显然，诸葛亮形象塑造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是以牺牲周瑜为代价取得的。
运用陪衬手法时是否一定要将陪衬者牺牲掉？这是值得存疑的，能否在写好被陪衬对象的同时也兼顾陪衬者的形象，达到双赢的艺术效果，对作者这样优秀的写作高手来讲，并不算特别苛刻的要求。在《三国演义》一书中，为诸葛亮做陪衬的除了周瑜之外，还有那位老谋深算的司马懿，而后者在作品中的表现显然比周瑜要正常得多。
小说创作不同于编撰史书，并不一定要严格按照史实来写，作者完全有虚构想象的权利，他有写出人物负面性格的权利，也有将历史人物彻底“易容”的权利，即使是将周瑜写成丑角也无所谓。
但是对其言行举止、思想性格各个方面的描写要和谐统一，合乎情理，不能相互背离，发生抵牾。遗憾的是，《三国演义》中周瑜形象的描写恰恰犯了这个毛病。
如果仅从书中和诸葛亮斗智的这类情节来看，心胸狭窄、脾气暴躁的周瑜倒也写得颇为传神，但是一旦将其放在整部作品中来看，问题可就大了。
在作品中，周瑜并不总是陪着诸葛亮同时出场的，在没有为诸葛亮提供陪衬服务的时间里，他的形象一下又变得如此高大。
如果将诸葛亮缺席时周瑜的事迹放到一起来看，周瑜又成了一位胸怀远大、智勇双全的少年英雄形象。人格再分裂，精神再有问题，也不至于反差如此巨大，大到不可理喻的程度。
何以一位光彩照人的少年英雄会沦为一位昭显他人辉煌的次要配角，这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细究起来，周瑜陪衬角色的定位与东吴一方在《三国演义》中的整体地位有关。
在这部作品中，拥刘反曹既是作者的基本立场，也是全书的结构主线，这种二元对立思路的采用与三国鼎立的历史事实之间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从而使东吴一方陷入一种较为尴尬的状态，它既不是作者正面表现、极力歌颂的汉家后裔，也不是作品反面表现、无情鞭挞的篡权贼子，可以说处于善恶、正邪、美丑两极的中间地带，游移不定。
其结果就是，东吴在作品中失去三足鼎立的支柱地位，没有像魏、蜀那样成为全书描写的重点，反而成为为双方添色的陪衬。
其自身色彩的亮丽与灰暗，黑与白，完全取决于陪衬对象的性质。遇到形象高大的刘备一方，东吴只能成为委琐卑劣的反方，即使是在占上风的时候也是如此；而遇到严加针砭的曹操一方，东吴的君臣们才能显出几分亮色来。
于是东吴一方的主要人物如周瑜、鲁肃等仿佛从一家酒吧、夜总会到另一家酒吧、夜总会不断赶场子的流浪艺人，卖力地奔波于刘、曹两方之间。结果，刘、曹双方主要人物的形象倒是写好了，但东吴一方的人物却一个个因此而得了精神分裂症，行为有悖常理，无一不表现出难以理解的双重或多重人格。
东吴帝王一级的人物如孙坚、孙权经常被写得相当不堪，作为臣下的周瑜、鲁肃等人也只能跟着不正常了，他们虽然在东吴都是支撑大局的关键人物，但在全书中只能去当陪衬角色，不能得到正面的充分展现，成为这场文学冤案中的受害者。
继续深究下去就会发现，这一奇特现象的产生与《三国演义》的成书方式有关。
在《三国演义》成书之前，曾经存在着两个面目迥异的周瑜形象，两者有着民间和史家、真实和虚构、英雄和丑角的区别，形象的正反之中蕴涵着思想理念和审美情趣的差异，相互之间存在矛盾，如果不加选择地都写进一部书中，肯定会出问题，人物自身的正反两面会在书中打起架来。
显然，作者难以割舍，想兼收并蓄，既从史书中取材，又要利用民间传说，但他没有很好地将两者有机融合在一起，并加以完美地无缝衔接，事实上很难做到这一点，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任务。加之小说中周瑜又要作为陪衬人物出现，于是就出现了种种不正常的现象。
不客气地说，这可以说是《三国演义》中的一个败笔，不能因其经典地位而刻意掩饰它。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现象并非《三国演义》一书所独有，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其他小说作品中，比如《水浒传》、《西游记》乃至《金瓶梅》，看来这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的一个共性问题，其中的原由值得深思。
不过瑕不掩瑜，尽管《三国演义》存在着一些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失误，但这并不妨碍其经典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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